与艺术同行,愿做一个摆渡人******
郦韩英,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
口述/郦韩英 整理/萧丁
新近,浙江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和诸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大主题展《雪泥鸿爪·名家精品展》与《叠翠流金·陈钧德绘画艺术展》同时亮相。展品悉数来自鸿一美术馆创始人郦韩英女士的私人收藏,包括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吴大羽、周碧初、吕斯百、朱沅芷、唐蕴玉、胡善馀、李青萍、沙耆、任微音、闵希文、朱膺、朱德群、苏天赐、陈钧德等诸多名家名作。展品精良,揭示了民国以来中国百年油画史上一个个闪耀片段,作品自身的光芒及其蕴含的深厚历史,令人感受油画民族化探索和发展的脉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郦韩英馆长,1971年生于浙江诸暨,系著名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美术馆创办人。她口述了自己与艺术结缘二十载心路历程,其收藏、研究、办展等方面体会给人颇多启迪。
——编者
2023年1月上旬,诸暨市鸿一美术馆举行开馆首展。这是继创办上海鸿一美术馆之后,我又创办的一家展览空间更大、艺术包容更强的美术馆。此时此刻,许多往事浮现脑海,涌在心头。我与“艺术”结缘二十载,从收藏入道,继而办馆,还钻研艺术史、美术史等,对艺术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和感情。是艺术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何为人生意义,何为艺术精神。
从儿时的梦想出发,在艺术旅途不断探幽
我生在诸暨农村,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我有6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依靠父母勤俭持家,小时候我们能过上温饱。我打小学会了为父母分担劳作,放学后去放鹅、放牛、割草等。晴朗的日子里,当鹅和牛在山野里悠然吃草,我就拿着硬树枝在泥地上尽兴涂鸦,画树啊、鸟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念书时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数学等,但我上课常作白日梦,有时听着听着就云游远方了。记得那时所有课本的边边角角都被我随手画了有趣的图案,“嫦娥奔月”故事是我画得最多的。老师曾经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答道:“想做画家。”
中学毕业后,为了生计,我学做裁缝。在当时的我看来,裁缝也是艺术家啊,靠着心灵手巧,将一块块布料裁剪出千变万化的服饰。几年后结婚,便与丈夫一起投身创业。
记得是1996年,我们开始“做工程”,承包基建。干这一行,得益于二哥的引导,通过他,我们闯入了一个门槛较高的行业。丈夫老周做事踏实、很有韧劲,也挺顾家。我们俩齐心协力,胼手胝足,从建筑承包到地产开发,一路学一路闯,干得“没日没夜”,“风雨兼程”。有了经济基础,在城市添置房产后,我们自然而然买些字画装饰环境。我和丈夫都热爱艺术,见到喜欢的书画、雕塑、玉饰就买买买,很快,家里的艺术品堆成小山了。
2000年前后,我们结识了不少学院派出身的国画家、书法家等,也零零散散买了些作品“试水”艺术投资。至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丈夫成了“艺术赞助人”。那时中国美术学院有位画家准备举办个人画展,但场地租赁、画册出版、海报请柬印制、酒会安排等等需要200万元。那时的200万元可以买两三套商品房了。经朋友牵线,我跟丈夫首次以“艺术赞助人”角色提供所有资金,帮助画家解燃眉之急,也因此拿到了画家的一批精品力作。我们将拿到的作品分送各路亲友,自己则尝到了艺术资助和艺术收藏带来的双重快乐。后来,在上海浦东购置了一幢近三千平方米的别墅后,我根据欧式建筑的风格配套要求,开始搜寻更适合别墅悬挂的油画作品。一天,我利用在新加坡陪儿子读书的间隙,逛了当地原创画廊,被一幅风景油画牢牢吸引了。那是我第一次“邂逅”陈钧德老师的作品。驻足凝神欣赏,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陈老师的绘画有一种内在力量能一下子抓住你,打动你,作品色彩鲜艳却又高贵,令我爱不释手。我从这家画廊先后买了七幅陈钧德的作品,将它们从新加坡运回了上海浦东新家。后经朋友介绍,有幸结识了艺术家本人。从那时起,我经常去陈老师家坐坐,喝茶闲聊。陈老师是有深厚造诣又非常纯粹的老派艺术家,一提绘画艺术便喜不自禁,滔滔不绝,往往寥寥数语就能讲到精彩的关键点上。他让我懂得,收藏的根基永远在于艺术价值。作品有了艺术价值,作品价格才会坚挺。他在画室里翻寻画作或其他什么,走起路来“笃笃笃”像小跑,有趣极了。不知不觉中,我成了陈钧德绘画艺术的主要收藏家之一。令我特别满足的是,在他生前我们有过无数次无比放松的交流,他非常耐心、直率地谈论创作所感。他的不少代表作,包括《梦境》《双人体》《色草柠檬图》等等都被我珍藏了。我也特别注意收藏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形成一定程度的收藏系统性。
可以说,从任性“买画”到理性“藏画”,转折点是从跟陈钧德交往开始的。随着收藏数量、质量的提高,我对陈钧德老师的艺术兴趣既走向宽度也走向厚度,所花精力也最多,从文献梳理到风格研究,再到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不同主题的个展或群展等等。我觉得有关陈钧德创作研究目前只开了一个头,有待专家学者不断挖掘和研究,我做得还不够。
世上的油画风格有许多种。我对其中的“意象绘画”情有独钟。我以陈老师为一个坐标点,在时间轴上往前推移,查找还有哪些属于自己心仪的艺术家。顺着这一脉络,我重点研读了开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三位拓荒人物:刘海粟、颜文樑、林风眠。特殊年代,陈钧德曾经得到他们的宝贵私授。斗转星移,我竟也能通过不同渠道收藏了三位大师的佳作,真是靠了艺术缘分。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海粟先生的一幅作品《巴厘岛风景》。
2017年西泠拍卖行举行“现当代艺术品拍卖”。为了不错漏机会,我在现场守候到半夜2点多钟,现在想想我也够执着的。刘海粟先生的《巴厘岛风景》是和一本日记一起举拍的,日记是日本记者于1940年所写,当年他在上海与好友萧先生互相赠礼,日本记者拜访萧先生时送了一方印章,而萧先生给了他一幅好友刘海粟先生的作品。日本记者精心保存这幅画,80年过去了,他本人早已去世,其后人也一直收藏得好好的,连同日记一起。该日记“还原”了当年的一段友谊。作品本身非常精彩,其背后故事折射的文献意义,都让我激动不已。这件作品拍回来后,刘海粟的小女儿专程来我馆里看这幅画,又给我讲了她父亲的另一则故事:其实,这幅作品是在巴厘岛避难时画的,当时刘海粟先生在国内办学倡导人体课,被军阀视作流氓罪要抓起来,刘海粟先生为避难去巴厘岛,即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当时战乱,靠这个日本记者帮忙才得以成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因为这段与日本人有过往来的经历,刘海粟受运动冲击时便多了一条“罪状”。通过作品内外的故事,我感触很多。我觉得收藏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保值增值,还有助于还原历史,传承文化。
近七八年以来,我一直处于在研究中做收藏,又在收藏中做研究。这样的修行方式令我非常充实。在我收藏的早期现代艺术中,关良先生的那幅意写性绘画《桃子与花》深得吾心。陈钧德老师说过,关良先生的绘画观念非常“自由”。从这幅藏品里我是深有感触。关先生的自由,是中国式的立体派。《桃子与花》的画面结体以一种变形超然存在,无论花、果、物的圆,纹理、盘的方以及与纹饰的叶形呼应,都营造了卓越的形式美感。
我时常将吴冠中、苏天赐、陈钧德等作品作比较性观赏,深感他们的语言风格都非常鲜明,技巧也都高超,但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其在探索油画民族化表达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东方趣味及精神。还有我收藏的朱德群的《NO.282》。画面一挥而就的笔触,融合了传统气韵、宇宙心灵、大象无形、张力十足的超现实意境。我也喜欢将倪贻德、周碧初、吕斯百等进行比较,他们都具有江南文化的背景,都倡导现代主义美学,在个性化语言中均有卓越建树,但他们绘画里都充满一股温暖的力量,这是一种历经风雨仍然理想坚定的精神品格,也使海派文艺血脉得以继承和延续。还有两位画家的藏品令我常常凝思。一个叫朱沅芷,一个叫沙耆。朱沅芷1921年移民美国,是个英年早逝却极具才华的艺术家。我收藏的《纽约之夜》(50×61厘米),是他成熟时期偏传统手法的油画,笔调轻松、诙谐,光影生动而洗练,营造的意境栩栩如生。他不满四十岁得了精神疾患,郁郁寡欢,因而他的作品弥漫着“不一样的味道”。沙耆呢,1937年留学比利时,在素描、油画、雕塑等多方面表现出异禀,三十多岁天妒英才,使其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收藏的是沙先生早期留学的精品,写意性勾勒所显示的天赋叫人过目难忘。从早期现代美术运动先驱们的藏品里,我感受到大时代洪流留下的烙印是那么清晰,他们竭尽全力去拼搏去奋斗,用饱蘸情感的画笔去描绘真善美,他们的作品中流露了那个年代艺术工作者民族审美、形体感知、色彩语言的特色,耐人咀嚼。
我列举的这些艺术家及其藏品,大多来自公开拍卖,也有一部分来自家属。每次发现拍卖会上有我期待的艺术名家的作品,我都会顺着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和艺术变化,研究所拍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思想以及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当然也作多方面的鉴定。无数次的观摩、研究、鉴定、交流,使得我在艺术收藏的道路上领略到无数“奇异的风景”。
艺术是奇妙的,当然是指艺术杰作。我的收藏基本沿着三大主题,其一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绘画,藏品涉及中国油画界第一代、第二代诸多艺术前辈,也包括与他们同时代的法籍日裔绘画大师藤田嗣治,以及当年受林风眠邀请来北平和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的法国著名画家安德烈·克罗多等;其二以当代海派油画领军人陈钧德老师的专题为主,包括比陈老师年纪稍长或差不多同辈的新中国美术运动旗帜人物靳尚谊、罗尔纯、闻立鹏等等;其三是更年轻一些的当代优秀意象派画家的作品,包括外省市的戴士和、闫平、王克举、张冬峰、任传文、段正渠、黄菁、管朴学、李江峰、王琨以及上海本地的周长江、俞晓夫、姜建忠、黄阿忠、刘曼文等等。我的朋友圈,我的事业,如今都围绕着艺术转,这是过去想也没有想过的。
与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
当一颗种子在心里埋下,天时地利的时候总有发芽、会长大。
美术馆于我就是这样的。2014年,我与丈夫商量,他继续在房地产领域深耕细作,而我准备“歇一歇”,先玩玩艺术品等。丈夫以为我只是“暂时的休整”,当然表示理解和支持,却不料我一干就干到今天,“毫无收敛的迹象”。艺术于我就是这样吸引力十足。
我利用原先上海公司总部的办公地,请专业设计师设计,改造成符合专业美术馆要求的上海鸿一美术馆。新设计改造后的美术馆一经亮相,圈内外可谓“眼睛一亮”。
鸿一美术馆在博物馆、美术馆星罗棋布的上海,规模不算大,但允许我“王婆卖瓜”自夸一句:影响力却不小。因为,我们非常注重特色。我们的特色是小而精,立足的根本是展览质量。鸿一美术馆开馆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即先后举办了《陈钧德油画作品展》《“写影意趣”——中国名家油画作品邀请展》《青年艺术家作品展》《“东韵·西语”黄阿忠绘画作品展》《“浮生·心界”任传文纸本水彩作品展》《“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等等,其中,《陈钧德油画作品展》的全部参展作品来自我的私藏,造成了一定的轰动。当时陈钧德与妻子罗老师特地赶到我们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美术馆来观展。许多美术界、评论界、收藏界大佬也抱以“惊奇”接踵而至。之后,上海滩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名家,以及外地优秀艺术家,还有国外名家都相继来办展。我们还推出《“与名家同行”——首届国际水彩名家上海年展》,主办首届“国际水彩训练营”,安排在国际水彩画领域声誉卓著的外国水彩大师西蒙尼、约瑟夫、佐拉兹等担任导师,亲临鸿一美术馆向青年学员传授技艺,并与学员们一起在外滩写生,言传身教。那时,我忙得不亦说乎,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满脑子想着美术馆事儿。为了替观众找到艺术“新面孔”,我每年不辞辛劳,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吉林、湖南、广西等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鸿一美术馆推出一个或若干个“新面孔”。所谓“新面孔”并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画家,而是指外省市那些暂时不为上海藏家或观众熟悉、但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大展的优秀画家。
当然,“发掘”艺术家办展的过程伴随着甜酸苦辣。譬如,油画家任传文,是意象油画当代性探索代表性人物。他的绘画十分注重精神感受,他用油画、水彩所描绘的风景都不是直接从眼中所见的现实“截取”,而是带有类似文学的追忆、回望,意境似实还虚、似真亦幻,令我非常喜欢。他在上海乃至江南一带知音还不多,我却觉得非常好,就满腔热情在鸿一美术馆为他策划个展。迄今我已经两次为任传文老师策划举办了油画和水彩展。
众所周知,办美术馆,是造福于民众的文化事业,也是很烧钱的公益事业,故有人将美术馆比喻为“吞金兽”。是啊,但凡美术馆想长久健康地生存,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从我看来,创办美术馆的初心是单纯的,即“热爱”二字。全世界美术馆的生存模式几乎都靠“贴钱”养着,有的靠政府补贴,有的靠基金运作。创办鸿一美术馆,我对“烧钱”也有心理准备的。一方面,我自己会定期拿出部分资金投入美术馆,也会将一部分私人藏品捐献给美术馆;另一方面,我会发挥多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和金融投资等经验,发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美术馆建设,让这个公共的文化艺术空间具有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
在上海创办鸿一美术馆数年后,我感到应该为生我养我的家乡诸暨也创办一家。那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计划”更大了,最初拿土地的时候就想着要盖一座规模逾万平方米的艺术综合体,包括一座艺术酒店+一座现代美术馆。
两年前主体建筑完成,这两年在做装修。诸暨鸿一美术馆与上海鸿一美术馆不同。它的设计团队具有国际背景,更具国际范儿。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里,包括两大展示厅、学术报告厅、会议室、开幕走秀场所、咖啡吧、资料室等等,还有一定规模数的星级酒店客房。目前还计划再建一个窑厂,专门用于烧制艺术家的陶艺作品及其衍生品。根据它的条件,我们将集艺术展览、少儿美术培训、主题写生活动、绘画高研班等于一身,立体化地提供公共美术展示、教育等服务职能。具体到展览上,初步计划有油画、水彩、当代水墨、雕塑、装置,以及全国乃至全球邀请展或双年展。适当时候,还举行小型拍卖,让人们将艺术带回家。
回顾多年以来,我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每次都情不自禁流连在博物馆、美术馆。当年作为“观光客”“艺术朝圣者”,更多只是观摩。如今,自己转型成为美术馆创始人、馆长,我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多,落脚点也不一样了。我想,意大利、法国等一些城市里,街头丰富的雕塑,以及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滋养着那里的民众。我多么希望,家乡诸暨也有越来越多艺术机构,让家乡人民、尤其家乡下一代能受到浓厚的艺术熏陶。所幸的是,梦想一步步照进了现实。怀着公共意识、文化意识,我将对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国际资源、外省资源、上海资源等作有效整合,为家乡诸暨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文化项目。
总之,我跟“艺术”打交道已有二十多年。人生是一场独自修行。人人都在时间的河流里一次次地摆渡,家庭、老师、友伴、同事等生命旅途中遇到的人们不断成为渡船,使得我们能跟随时代不断向前。其间,我能找到“艺术”一起摆渡,何其幸焉。我也愿做一个摆渡人,将美术馆建设成一个渡船,帮助更多人与艺术同行。这,便是我的理想。
光明文化周末:泥墙小院记******
作者:梁衡
在大城市里住了50年的高楼,忽然怀念起当年在县城里住过的那个平房小院了。
河套农村通常是没有院子的,平地起房,门前堆放些生产、生活用品,就是一个家。苏东坡云:“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有间房子就是家。大约是因为原住民少,住户都是上几辈从内地走西口过来的,而最早的走西口是春去秋来,搭个窝棚,收几斗粮食就往回走。后来逐渐有人定居,但仍是流动性很大,向无砖墙瓦房。我在农村劳动时住的土房子,开门就是公路、农田,一片白云映蓝天,八百里河套在眼前。
后来到县城工作,有了机关宿舍。但也不过是在城边空地上修几排平房,不像北京的那种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其善后的细节还得靠住户自己去完成,而我分到的房子又是最西边的一间,紧靠大路,总得有个短墙来遮挡一下吧。
河套农村盖房基本不用砖,这里是千万年来形成的黄河冲积平原,最不缺的就是黄土。秋后庄稼收罢,选一块平整的土地漫上水,待水渗进土还未干时,用石磙子将地碾平压瓷实了。再用一把齐头大铁锹如切豆腐一般,一脚踏下翻起一块湿土立于平地,横成行,竖成列,如士兵列队一般。秋阳融融,天高气爽,土块慢慢变干,这就是起墙盖房的基本材料,当地名“坷垃”,有俗语“坷垃碴墙墙不倒,光棍跳墙狗不咬”。我们住的机关宿舍也是用坷垃垒成的,只不过多了几层青砖垫底。
怎么修院墙,这倒难不住我们。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五届大学生,本来就是有难共当,有事帮忙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位叫杜逵,比我大八岁,早分配来几年,人地两熟,是我们这几个城市学生娃“荒野求生”的主心骨,大家都叫他老杜。老杜虎背熊腰,孔武粗壮,在农村长大,放羊割草打兔子,无所不能,在大学运动会上还拿过十项全能第一名。他极有趣,用方言讲故事,笑得你眼泪直流,而要讲起山村鬼故事,又让你毛骨悚然,夜晚不敢出门。老杜很热心,新房善后这样的事自然是不请自到。我们从河边拉回了一车土,七手八脚浇水和泥,自制了一批土坯,晒干后垒了墙,还留出一个缺口,用废木条钉了一个篱笆门。靠南墙根又盖了“凉房”(土冰箱),北窗下垒了“炭仓”(当地烧大块煤,不说“煤”而曰“炭”)。晨昏出入,鸟鸣雀噪,居然也有了家的味道。
虽然有了工作,却专业不对口,不免胸中郁闷,人闲岁月长。垒墙的成功倒勾起了我对泥瓦活的兴趣。碰巧,看到一本推广农村节柴灶的小册子,便又动了改灶的念头。虽然是干部宿舍,但还是农村的格局,一盘东西大炕占了半间房,算是卧室,隔墙厨房一个大灶一口大锅,烧开水及做饭菜,蒸、煮、炒、炸、烙都是它。传统老灶,火苗一着就被吸入炕洞,热利用率很低。我就参照小册子找来一个废脸盆,去底坐于火上,成夹层炉膛。兵法云:“围三缺一。”在盆的左、右、后三处各开一个洞,逼着火苗反向舔锅底一圈后再从夹层里抽走。这即小学自然课上学过的水管锅炉原理。新灶盘成后,加一铲煤,火焰呼呼作响,烧开一锅水节省一小半时间,一炮打响。我不禁大喜,就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我忙邀圈里的朋友来家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炫耀我的发明。厨房新改灶,门外新垒墙,在那个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学非所用的年代,这点新玩意足可以让人快乐好几天。当时又正逢大家结婚成家的年龄,我就常被请去给新房改灶,沾沾自喜,风光一时。干活时一般是新郎打下手,手上忙,嘴上也不能闲着,谈论最多的自然是新人们的恋爱故事。那时讲成分,说出身,大学生社会地位低,虎落平阳,在县城里找个对象都不容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新郎本科中文系毕业,却找了一个初中文化的县妇联主任。现在看来很不般配,但新郎说:“就这,她还通过县委组织部调阅了爷的档案,把我的三代出身都查了个遍。”我打趣说:“你走西口,落魄于此,居然抱得一个妇联主任归,该知足了!”
当然,小日子的全部绝不止于垒墙盘灶,最重要的还是学会怎么吃。塞外冬长,土豆、白菜吃半年。在村里劳动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吃的第一口新菜是七月十五日摘的西葫芦。这在北京已是盛夏,而西葫芦也应该算是秋菜了。冬储菜的品种很单调,主要是土豆、白菜。地上挖一深窖,放入其中,窖口覆以厚稻草和棉门帘。而腌菜则主要用白菜、雪里蕻。办法也很粗放,将白菜去外帮整棵码入水缸中,一层菜一层盐,讲究用大粒盐而不得用粉状盐。我至今也不明白,盐的化学成分一样,为什么还要挑特定的外形。我怀疑就像鲁迅在《父亲的病》里说的,蟋蟀必须是原配,似乎昆虫要贞洁才能配药,这盐也要不失童贞。雪里蕻则要多一道工序,洗净控干水,放在洗衣板上用盐粒揉搓后,再码入缸中。到后来,又兴起一种盐水腌西红柿。专拣秋后霜打已经不可能再熟的绿西红柿(名“拔蔓子果”,意即最后一茬,连果带蔓子一起拔了)腌,为的是便宜。那时市面上已经有了防腐剂,放入一小包半年不坏,青翠可人,很受欢迎。现在知道这如同毒药,绿的生西红柿、防腐剂对人体都有害,可当时是一种穷快乐。秋风送爽,挖窖腌菜真忙,颇有点“深挖洞,广积粮”的气派。到隆冬季节就少出门了,三五好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转眼冬去春来,院子里残雪渐存无几,柳梢也染上了一抹新绿。一天我正隔着玻璃窗伏案写稿,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呼叫:“小梁,不好了,你的院墙要倒!”我赶忙掷笔出门,说话的正是老杜。只见他沿着墙来回走动,一边还用手摩挲着墙面。在两墙相接的直角处,西墙向外倾斜,裂开一条上宽下窄的大缝,犬牙交错,足可探进一个拳头。我头皮发麻,惊出一身冷汗,这要是倒塌了,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砸着行人。老杜直摸着脑袋说:“咋就给爷出了这档子事?”满脸的遗憾。一会儿又安慰我:“不咋,大不了到秋天推倒重来。”我说:“先看几天,实在不行,又得辛苦你。”
这样大约有一周时间,我每天一起床就抬头看窗外,外出回来也先摸摸这墙。就这样日出日落,就像朱自清说的,看着日光每天“伶伶俐俐”地跨过短墙,像做错了什么事慌慌地逃去。裂缝却还在加大。终于我有了一个大发现,罪魁就是这“伶伶俐俐”的日光。我房子的前面还有一排房,挡着短墙的东面,晒不上太阳,而西边是一条空阔的大道,西晒的阳光可以照到短墙西面的墙根,冻土渐渐变软,墙就向西倾斜了。我立即跑去找老杜他们,报告这个重大发现。大家即刻来到现场会诊,多数人认为应立即拆掉,以绝隐患。我却认为既然是受热不匀惹的祸,何不吃点偏饭,沿东面的墙基开一道沟挖去冻土,让热气直接软化墙根。众人哄笑:“快不要给爷瞎想了,这是一堵上千斤重的墙,又不是一根随风摆的墙头草。”我说:“试试看,也许它还能自己摆回来。你们先留着力气,试验失败,秋天干活不迟。”我找来一把铁镐,沿东面的墙根小心地开了一条一尺宽的浅沟,又在墙头立了一根垂直的木棍,好作参照观测墙倾角的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五天后那墙竟开始向东一丝一丝地扳回,而且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那墙回心转意的速度也日渐加快,眼看就要破镜重圆。我每天用铁铲小心清除沟内已软化的冻土,好让温暖的空气能直接亲吻冰凉的墙脚。大约过了半个月,那斜墙不但回归正位,连直角处龇咧着的土坷垃,竟也一块一块严丝合缝地重新咬合在一起。我大奇,谁道命运不由己?门口斜墙尚能直!今天晚上一定要用我的风火灶炖一锅酸菜猪肉粉条,和朋友来一场庆功宴。墙歪自正,一时成了我们这个小区的新闻,常有人驻足或专门跑来观看。直到半个世纪后,当时住在我前排的田聪明已是新华社社长,我们在京城又同住一个院子,他一见面就谈起这件往事。
在那些穷而平淡的日子里,难得抓住这个快乐的小尾巴,常作为茶余闲话,当然也少不了起哄。有的说:“你这个文科生,无师自通,投错了胎,该去学工。”有的说:“你京城修道,又沙漠里练功。你这身武功可以出国去承包比萨斜塔的扶正了。”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出国到意大利,还真的专门去看了一回比萨斜塔。塔因太斜,已不许游人靠近,我在暮色苍茫中遥望塔影,想现代科技已经能平移一座大楼,能定向爆破一百多米高的烟囱,就不能定向注水,扳回这位固执的斜塔老人?
人的命运就像飞鸟嘴里的一粒种子,不知会跌落何处,又怎样生根发芽。现在想起来,“文革”中我们被迫走西口,塞外安家,修墙改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教育学上说,童年的游戏就是学习,而游戏是无所谓目的的。我们在塞外六年,正好度过了一个社会人的童年,正是这些不经意的游戏,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多年后,我这个文科生真的写了一本畅销书《数理化通俗演义》。难道这本书的胚芽早已埋在那堵斜墙和那个新灶的火苗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