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田浩江：唐诗如何与歌剧等西方艺术碰撞交融？******
中新社纽约1月30日电 题：唐诗如何与歌剧等西方艺术碰撞交融？
——专访著名歌唱家、“唐诗的回响”音乐会艺术总监田浩江
中新社记者 王帆 廖攀
2023年伊始，一场“唐诗的回响”音乐会在美国费城和纽约上演，来自10个国家的15位歌唱家携手费城交响乐团，用中文演绎了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家诗篇为基础创作的音乐作品，受到美中媒体的广泛关注。
唐诗如何与歌剧、交响乐等西方艺术碰撞交融？近日，“唐诗的回响”音乐会艺术总监、著名歌唱家田浩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讲述了音乐会从作品征集到演出成型的背后故事以及他对艺术融合和文化交流的理解。
田浩江是首位与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长达20年的华人歌唱家，曾在40多个世界顶级歌剧院参演过1400多场歌剧，与帕瓦罗蒂、多明戈等有过多次合作，先后获丹佛大学终身成就奖、获曼哈顿音乐学院荣誉博士。田浩江认为，歌唱有一种力量，能潜移默化起到沟通的作用。不同文化应加强交流融合，这样世界才更充满希望。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唐诗音乐会为何在美国受到超出想象的欢迎？
田浩江：此次唐诗音乐会，是由世界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演奏整场唐诗音乐作品，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表演艺术形式，而是综合性的。汇集中国唐诗的文学力量、现代音乐和多国歌唱家，这种综合性呈现出独特性。
2023年1月7日晚，2023“欢乐春节”《唐诗的回响：iSING! Suzhou和费城交响乐团中国新年音乐会》在纽约林肯中心爱丽丝·杜莉音乐厅上演。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唐诗是如何与歌剧等西方艺术碰撞交融的？
田浩江：唐诗是中国文学的高峰。在国内，大家从孩提时学习、背诵唐诗，这是文化的传承。说到融合，我当歌剧演员已经超过35年，最相信的就是歌唱。我唱了几十部歌剧，演出了1400多场。我认为，歌唱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难言语，它可以感动你。不管是意大利歌剧、德国歌剧、中国民谣还是中国现代歌剧，观众一分一秒都有感觉，会不知不觉地被吸引。唐诗音乐会的演员都是年轻的歌剧演员，只要是用心唱、唱得好听，歌唱就能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彼此。这是一种沟通的力量。
我认为，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原创歌剧，都有成为经典的歌曲和音乐，这与音乐的丰富性、交响性、歌唱性有直接关系。此次唐诗音乐会不是简单的诗歌问题，而是一个完整的、有底蕴的艺术呈现问题。作曲家在创作时，把他们内心的感受赋予到作品中。来自多国的作曲家结合他们的历史知识，用现代音乐把对唐诗的感觉融进去。最后，我们的歌剧演员再把这种感觉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全新的综合性呈现。
歌唱家田浩江在位于纽约林肯中心附近的寓所，他身后的墙上挂满了他所饰演的歌剧角色剧照。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从作品征集到音乐会最终成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此次演出，在演员、乐团等配置上有哪些考虑？
田浩江：我们的团队从组织国际作曲比赛开始，用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选出一组来自6个国家的青年作曲家的唐诗谱曲。这是没有尝试过的项目，最终如何呈现、能否演出都充满未知。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西方的演出市场都关闭了，我们仍得到多方的大力支持。后来，多国歌唱家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参加排练，唐诗音乐会先在国内进行了首演。时至今日，这个项目能够延续到纽约林肯中心的舞台上，可以说是经过了千山万水。这次15位独唱演员来自10个国家。做这个项目，要对唐诗有感情，要对呈现新的作品有追求。
乐团方面，此次美国演出，我们非常有幸能与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合作。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每一个音，尤其是弦乐部分，都把作品提高了不止一个层次。他们演奏的水准，包括协调性和交响性，对于我们的歌唱家来说，是一种托举。
演出结束后该音乐会艺术总监田浩江与全体演职人员合影。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从一开始学习声乐表演，到参演歌剧，再到担任艺术总监，您对东西方艺术的感悟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您怎样看待这种经历？在声乐领域，您觉得什么是好的艺术？
田浩江：对于一个歌唱家来说，经历对歌唱的影响是不容置喙的。一个人的经历不光是在舞台上、在音乐学院里，而是跟他人生的种种遭遇有直接关系。经历得越多，对喜怒哀乐的领悟会更丰富、深刻。你所经历的一切对你在台上塑造人物都有帮助。
任何一种声乐艺术实际上都有关联性，不能把它们隔开。搞声乐艺术的人，对歌唱、音乐形式一定要有宽阔的视野。我自己是一个歌剧演员，我也喜欢流行音乐、爵士乐、民谣等。对我来说，好的艺术是要好听、感人，这两点极为重要。
中新社记者：唐诗音乐会是否会去到其他国家？对于未来有什么计划或打算？
田浩江：据我所知，有观众在费城看完唐诗音乐会后，又追到纽约观看。可以说，美国这两场演出后，观众的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期。唐诗音乐会值得去无数的地方演出。不过，未来是否能争取到投资，这个我也不知道。
一般来说，提到唐诗就会想到宋词，是继续做唐诗音乐会还是转向宋词或尝试民歌？这个问题我来问你。大家的期待对我们会有启发。
2023“欢乐春节”《唐诗的回响：iSING! Suzhou和费城交响乐团中国新年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艺术创作和演绎方面，您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怎样与世界沟通？
田浩江：我认为，文化有包容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很重要，这样世界才更充满希望。就像艺术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单音上，一定需要美好的和声和旋律。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一定会和世界上的其他文化融合起来。而且，文化本身有一种平等性，文化间的交流要自然地、从最美好的角度进行。
歌唱也会起到沟通的作用。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去感受不同的文化，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完)
受访者简介：
歌唱家田浩江。廖攀 摄田浩江是首位与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长达20年的华人歌唱家，曾在40多个世界顶级歌剧院参演过1400多场歌剧，与帕瓦罗蒂、多明戈等有过多次合作，先后获丹佛大学终身成就奖、获曼哈顿音乐学院荣誉博士。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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